附會之惡

作者/何子樂(前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)

學術論文似乎必有參考文獻,指示以前的相關報導。很少例外是天才型理論物理學家費曼(Richard Feynman) 和蘭道(Lev Landau),他們好像堅持不看期刊,以免影響自己的獨立想像。自從Scifinder等輔助文獻檢輯工具出現,許多人寫作時用關鍵詞收取大量文章,不去讀內容即列入參考欄目。有人辯稱,負責學術工作的雜物太多,無法一一閱覽大宗文獻。文稿投登期刊時,編輯注意事件之一乃為參考文獻,故缺引用文章的作品,定遭退稿之命運。

本文要說的, 是文獻引用不當,牽強附會大放厥詞,得到荒謬結論的作法。不幸的是,缺乏批判能力的讀者,把那些結論奉為圭臬,久之,作者變成一面之權威!以巴黎為基地的「後現代知識分子」,就是代表。這群人包括拉岡(Jacques Lacan)、克利斯特瓦(Julia Kristeva)、伊立伽利(Luce Irigary), 拉圖爾(Bruno Latour)、伯吉亞爾(Jean Baudrillard)、德律玆(Gilles Deleuze)、費立禮奧(Paul Virilio)、德布萊(Regis Debray) 及舍勒士(Michel Serres)。

拉岡是廿世紀最著名的心理分析師之一,寫作長篇大論,把數學術語隨便扭曲,說拓撲結構可解釋精神病態。他搞不清無理數和虛數,真是笑話。來自保加利亞的克利斯特瓦,聲稱建構詩是一個正式理論,其語言系統用數學集合論作基礎去處理;她常串聯各樣數學名詞,不管定義,硬說是詩法之典。可是她又把基本布爾(Boole)邏輯的{0, 1}集與﹝0, 1﹞混為一談;引用哥德爾(Kurt Goedel)定理,但又自相矛盾。她有巨大野心將集合論用於政治哲學,拓撲學用在心理分析。伊立伽利言論多穿鑿附會,如說尼采的自我意識有若原子核的爆發傾向,可是尼采在1900年逝世,而原子核的發現在1911年。她把核能連接到無關的廣義相對論,可能是狹義相對論之誤;更無稽的是比喻剛體力學和流體力學,各為男性女性——後者發展遠遜於前者,社會重男輕女之故!拉圖爾是一個社會學者,以他不了解的相對論探討人的行為。伯吉亞爾的論述中,有「戰爭空間成了非歐幾何式」、「多折射性超空間」,不存在於數學或物理的「因果逆行」……的詞彙。又稱電腦屏幕和人腦交織模式,若內外、主從、問答等等之旋轉匯集,莫如莫比烏斯(Moebius)拓撲結構顯示不過。這些說詞,引起別人批評說既誇張又無意義,是怪不得的。德律茲的著作濫用科學名詞,往往斷章取義及缺乏
邏輯,指涉遍及哥德爾定例、黎曼幾何、量子力學。他認為哲學處理概念,科學關心功能,二者對「混沌」持不同態度;摻雜量子場論和超冷液體去說明。他的親密搭檔瓜塔利(Felix Guattari)把張量微積分應用到心理學,也是一大狂想。費立禮奧主攻技術、通信、速度等層面,大量引用物理,但淪於幻想和混亂,隨意與社會問題夠大,如把相對論的時空概念去規範政治過程。他誤解認粒子可達光速;創造「遠距拓撲學」和「時譜學」等名詞。混淆中學生都應懂得的速度與加速,並可笑地把「邏輯方程」(一個微分方程)說成動量。德布萊數學基礎的哥德爾定理,處理社會學的閉塞和開放問題,被擁護者譽為一網打盡200年來工作;自茲解開群體苦惱的祕密。舍勒士把它提升為「哥德爾–德布萊原則」,但舍勒士本人的著述含糊,以詩暗示科學和科學史。他說混沌及滲流理論衝擊傳統的線性時間觀,更以集合論的選擇公理串聯到女性墮胎權利。

總之,上述「大師」之作為,超過了安德烈斯基(Stanislav Andreski)在他的著作《社會學比之巫術》發出的諷刺:取一數學教本,抄下一些較淺薄部分,不必理會式子與人文實況有無關聯,加入一二社會研究文獻做參考,大放厥詞再給與一個響亮標題,以昭示你的發現人性之某層面和正統科學的鍵結。至於為何這群人浮現在1950/1960年代,更耐人尋味。筆者不才,試從觀察而推測——那是深受戰後法國數學界出了「布巴爾基現象」之影響。布巴爾基是一群年輕法國數學家聯合筆名,他們感到法國把青年子弟送上戰場,造成許多枉死,也使令數學研究斷層,於是發起從編寫教科書開始作改革。1939年,第一卷發行,頓成產生洛陽紙貴現象。不是念數學的,也聞到信息。當然在巴黎的知識份子,無不耳聞目見,隨手翻閱就驚見許多有刺激性的名詞。我們也知道,戰後的西方政府,感撼於原子彈等科學成果,無不投下大量資金在科研上。相對來,人文學科被忽視,從業人員要得青睞,非不與真正科學掛鈎不可。人文學科改名人文科學之風,席捲全球乃時勢所趨,也反映求生存之困境,但最可非議的是丟棄的學術良心。

筆者在教職退休後,才有較多時間涉獵本業以外知識。撰寫本文始於知悉紐約大學物理教授索卡爾(Alan Sokal)揭發他在《社會文本》1996 年46/47期發表的文章〈逾越界線:關於量子重力的變革性詮釋學〉原委。該文沿用一些後現代知識分子的手法寫作,卻暗裏嘲諷。由於行文費煞苦心,提供大量真實參考文獻,其包藏之禍心未被編者察覺。此事轟動西方學術界,使一些名士丟盡面子,也警惕學者安分守己。索卡爾揭發真相的後續文章,投稿原刊被拒,乃意中之事。那稿終於在另一期刊Dissent中出現(第43卷第4期, 1996.),說出目的之一是要再引發「兩種文化」人物間對話。原文的參考文獻本身內容有真、有半真、……有假,他都舉例認真討論。其行文遵從後現代知識分子作風,有前言不對後語,有句法正確但毫無意義的,科技專有名詞和普通用法混亂,訴諸權威卻不合邏輯、無棱兩可,以推測視為真理證實科學,甚至比喻荒誕。該文也點到奧大利出生的美國物理學者卡帕拉(Fritjof Capra), 所寫的《物理之道》有相當影響力,把量子力學和東方哲學相比,真是扯東道西,也不知扯到那裏了。索卡爾有故意隱埋他很清楚的實情,但仍採納似是而非的字句,試探《社會文本》的編者,也過關無阻。例如有注腳引一書Radon Measures,說由書名便指出傾向核能世界觀。其實那是純數學冊籍,完全和核能無關—— Radon並不指有放射性的氡,它是人名。筆者回想多年前戲言,若說宋朝周密著的《武林舊事》一書,為技擊掌故,恐怕百人中有九十九人相信無疑,誰知那是記述杭州(古稱武林)風貌。再如《東京夢華錄》,使人最先想到日本。回歸索卡爾的結論,以一群文人著述「文不載道,言不成理」,是罪大惡極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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