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我的老師奧拉.羅森的一點追思

作者/周成功(曾擔任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,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教授。2014年自長庚大學退休。目前在陽明大學開授大一一學年的生物學特論)

奧拉.羅森(Ora Rosen)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。1974年,我從新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(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),轉學到紐約市的愛因斯坦醫學院(Albert Eni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)生化研究所。一年之後,我選了她作指導教授,在她的實驗室中待了五年。1979年,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回臺灣在中研院生化所任職。1985年,我又到她在史隆凱特琳癌症研究中心(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)的實驗室作了一年博士後研究。在我的學術成長過程中,愛因斯坦醫學院和羅森扮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,影響了我一生對科學研究的品味。

愛因斯坦醫學院的設立有一段有趣的歷史。在40到50年代中,美國各大學醫學院招收醫學生時,都會特別對猶太人設限,因而引發在美猶太人的不滿。他們在50年代初就發起一頂全國性的募款活動,希望成立一所不對任何人設限的醫學院。除了得到大量捐款外,許多知名的猶太裔教授也紛紛自願加入教師的行列,最後徵求愛因斯坦的同意,用他的姓作為這家醫學院的名字,1955年正式招收第一屆醫學生。

愛因斯坦醫學院是個小而精緻的學校,我進學校那年,生化所有十多位教授,但只收了四位博士班研究生。研究生在學校裡有極大的自由度,可以選學校裡任何一位老師作論文研究。學校裡的研究氣氛極濃。學期中,每天中午都排了校內各系所老師的專題演講,每天下午四點則有各系所自辦的外聘演講。我平均每星期會聽到十場不同領域的專題演講。學校圖書館是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地方。它允許我們每天下午四點之後,可以將圖書館當日收到最新的學術期刊借回家,第二天上午九點前歸回即可。當然這也就成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課之一了!在愛因斯坦作學生時的另一個收獲,就是認識了當時已經在愛因斯坦作教授吳成文夫婦。

羅森於1935年出生自一個俄國移民的猶太家庭,父親是哥大教授,是一個標準的紐約客。她從哥倫比亞大學的女校巴納德學院(Barnard College)畢業後,就進了哥大學醫學院拿到醫學博士(Doctor of Medicine, MD)的學位。接著就到愛因斯坦醫學院跟霍雷克(Horecker)教授作博士後研究,1966年擔任愛因斯坦醫學院助理教授,1967年升為副教授,1975年成為正教授。她當時最重要的研究成就是純化環狀AMP蛋白激酶(cyclic AMP protein kinase)。

當時研究環狀AMP蛋白激酶有兩大實驗室:一是在加州大學的克雷布斯(E.G. Krebs,1992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)和愛因斯坦的羅森。有趣的是克雷布斯從橫紋肌中純化環狀AMP蛋白激酶;而羅森是從心肌中純化。兩種環狀AMP蛋白激酶大小、結構和大的調控機制都非常類似。但心肌中的酵素會磷酸化自己,而橫紋肌的酵素不會。因而產生一些細微調控機制的差異。後來我們稱橫紋肌的酵素為第一型酵素,而心肌的酵素為第二型酵素。

70年代中期她的研究興趣轉向探索胰島素的訊號傳遞。她首先建立了一個脂肪細胞快速分化的研究模式。分化前對胰島素的作用沒有反應,但分化成脂肪細胞後,細胞表面的胰島素受體數量增加十多倍,對胰島素的反應也巨幅增加。她利用這個研究模式對胰島素的訊號傳遞,作出非常多重要的發現,包括胰島素透過受體能剌激核糖體S6蛋白的磷酸化,由這裡往上推,一步步找出 S6激酶和MAP激酶等重要的訊號傳遞酵素。在她實驗室中參與這方面研究的博士後,像:斯特吉爾(Tom Sturgill)、科布(Melania Cobb)都成了這個領域中的佼
佼者。

80年代她開始純化胰島素受體,同時與基因泰克公司(Genetech)的烏爾里希(Axel Ullrich)合作在1985年首度複製人類胰島素受體的cDNA。那年我恭逢其盛,正好去她實驗室進修一年,証明了胰島素受體的酪氨酸激酶(tyrosine kinase)活性對其下游的訊號傳遞是必要的。在她去世前一年,我還帶了兒子、女兒去拜訪她在史隆凱特琳癌症研究中心全新的實驗室。那時她已經接受骨髓移植, 身體非常虛弱,但仍然非常樂觀地談論自己的病情和未來的研究的方向。隔年病逝,享年55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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